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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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仁贵祥

  海外华侨是祖国抗战的一支雄师劲旅,抗战期间,他们以人力物力报效祖国,对祖国抗战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 华侨捐款捐款

  捐款是华侨历次支援祖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主要方式。抗战时期的华侨捐款,其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。当时全世界800万华侨中,400多万人参加捐款[1]。有人作过比较,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:1[2]。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,八年抗战海外侨胞捐款总数为国币13亿多元[3]

 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有以下特点。

  第一,捐款持续时间长,数量巨大。战时华侨捐款从“九一八”事变时即己开始。日本侵略东北、马占山抗战的消息传到缅甸时,当地侨胞立即捐缅币20万盾给马占山[4];古巴华侨捐10万元,越南南定华侨筹集港币6,500,菲律宾三宝垅华侨汇寄5,000。元,印尼华侨捐5,000元给东北义勇军[5]。自19311932年的一年中,华侨共捐款达国币17001800多万元[6]。从“七七”事变直到抗战胜利,捐款长达14,为华侨爱国史上所罕见。华侨捐款的数量也相当巨大。战时美国华侨成立95个捐献团体,共捐款达5600万美元之多[7],其中纽约华侨捐320多万美元,筹款开会达437[8]。以陈嘉庚为首的“南侨总会”战时义捐国币4亿多元[9],仅印尼巴达维亚的华侨捐款就达1亿元之多[10],1940,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,一次就捐款320万元。当武汉合唱团到南洋宣传募捐时,仅马来亚华侨即捐国币1,150多万元[11]。华侨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捐款在历史上绝无仅有。

  第二,捐款阶层极其广泛。当时从富有的侨领巨商到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、文化界乃至一贫如洗的乞丐、舞女、囚犯;由两鬓斑白的老人至刚刚懂事的学童等各个阶层,无不参加捐款。众多的侨领除领导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外,对于捐款输将,更是率先垂范。抗战刚爆发,侨领陈嘉庚就带头认月捐2,000,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.在南侨总会召开的首届大会上,他慷慨激昂地说:“有钱不出钱,有力不出力,是对祖国的大不忠!”[12]侨领胡文虎也多次捐巨款,前后共有500多万元,为侨领捐献最多者[13]。南洋的陈棉生、陈永、丘元荣,美国的司徒美堂、李国钦、谭汗等侨领也带头捐献。马来亚日矿的华工战时集体罢工回国,仅靠南洋侨胞有限的救济费维生,但他们每人捐出两角钱,共集17.6元捐给八路军,并说:“这小小的数目是不足道的,不过表示我们一点意思而已。”[14]1937年底,越南某些乡村的华侨胶农开始捐款,其月捐由最初的800元增加到4,000元新加坡的许多华商因给祖国捐款使业务减缩60%。当地的20多家华侨理发馆积极参加献金。印尼华侨马细旦腿残多年,以手代步,他常爬至闹市区“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”.南洋各地向来被人唾弃的华侨舞女歌妓也不忘支援祖国抗战,1941,新加坡舞女协会卖唱得星币1.5万元给祖国;马来亚各地的舞女也纷起响应为国捐献[15]。抗战期间,泰国政府亲日,大肆摧残逮捕华侨,旅泰侨胞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念念不忘祖国。1940,泰国曼谷监狱200多难侨发起狱中献金,节省500元捐给祖国[16]。侨胞在自己遇难的时刻仍然心怀祖国,实在感动人心。海外文化界,尤其是侨校师生经济收入微薄,但其捐款不甘后人。纽约士工音乐学院侨生陈烈智等20,1939年托人捎回慰劳信60,每信附有国币1元给八路军以示“敬佩”[17],表现了华侨学生的爱国深情。马来亚霹雳埠各华校从1937-1940年各种捐款达5.2万元[18]。菲律宾马尼拉等地有些教徒也多次祈祷捐款。华侨文化界之捐款,苦心积攒,积锚累株,其精神更是动人。侨领侨众慷慨解囊,男女老幼节食输将。南非75岁的老华侨刘浮初,将平生所积蓄的养老金900英镑捐给祖国充军响和救济难童[19]。纽约多年失业78岁的老侨宋旋,一次新年把自己准备下馆子的1元美金捐献祖国。只有6元月薪的缅甸华侨佣妇刘瑞芝,一次捐款20元给祖国[20]1944,伦敦四龄侨童金约翰为祖国捐1.14英镑。美国五龄侨童李锦麟演讲募捐达5万元。华侨领袖捐款带头,各阶层侨众竭尽所能;老的倾囊捐献,小的节食献金,这些足以反映各阶层华侨捐款的高度爱国热情。

  第三,捐款形式多种多样。其捐款的形式有集团捐款、个人捐款、婚丧献金和节日筹贩,有劳军义捐、救济难民、救国公债,还有特别捐、月捐、义卖、伤兵之友捐、航空救国捐等。常月捐是华侨捐款的一种主要形式。印尼爪哇万隆华侨?1938-1941年所捐常月捐达国币300多万元[21]1938,新加坡华侨汇常月捐33,共达国币440万元[22]。婚丧捐款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一种捐款形式。1940,印尼巴达维亚有6对新婚夫妇捐献结婚贺仪宴宾费共达国币3万多元[23]。菲律宾华侨吴清河、薛素丽夫妇,马六甲的李新强、泰国华侨曹某等都把自己的结婚费用捐给祖国。国难期中的华侨把祖国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,喜忧皆以祖国为重。泰民华侨黄俊卿临终时,嘱其家眷将国币1万元献呈国府[24]。“木材大王”李清泉在美逝世时,也把10万美元捐给祖国[25]。祝捷捐和难民捐是抗战时期华侨的一种流行捐款。美国侨领李国钦闻长沙大捷,电汇10万美元劳军[26],后李又为湘北大捷慨捐国币50万元[27]。美国华侨还多次为被敌机轰炸的川粤难民捐献。节日捐献是战时华侨捐献的普遍形式。爱国侨胞,身居海外,每逢佳节,倍思亲人,抗战时期更加强烈。1938年元旦,旧金山华侨将传统的龙灯游行改为捐款运动,把春节制造爆竹费2万元捐给祖国充军费,并把新年跳舞费捐给祖国难民[28]1941年“七七”纪念日,新加坡有235个侨团参加献金,40-50个宗教团体也一同参加[29]

  第四,捐款方法独特新奇。马来亚山打根华侨郑潮炯,曾七次沿门义卖瓜子捐款,后又把自己的第四幼子出让与人,得款80元献给祖国[30]。郑潮炯鬻子救国,毁家纾难,可歌可泣!仰光女侨胞叶秋莲,将自己所有首饰及家产拍卖,3万多元捐助政府抗战,自己则入寺为尼。她说:“只要祖国战胜,我自己俄死是不妨的。”[31]其救国情怀,古今罕有。南洋和欧洲有些华侨妇女发起了一种“认儿运动”,定期为国内难童保育院的“儿女”捐款。南洋各地华侨还掀起焚债运动,将其所购国防公债券自行焚毁。槟城某侨校校长吴佩瑶和十多名侨生曾到领使馆焚毁债券107,票额共4,040[32]。马来亚霹雳埠99个侨团在“七七”三周年纪念日劝售各种抗战建国纪念章,几天内募捐叻币1.2万元给祖国[33]。越南美以美华侨筹赈会也定销各种抗战纪念章8,000,得款4,000元献与祖国[34]。华侨的种种救国捐款奇闻,并不是偶见的,其它还有筑路献金、买门票救儿童捐款,出售领导人像片捐款,推销喜丧礼券募捐及露天茶会献金等事例,不胜枚举。

  毫无疑间,华侨的大量捐款,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,是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财源之一[35]。抗战八年中,华侨的爱国捐款从未间断,充分体现了他们以民族为重,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高度责任感。爱国侨胞,不论老少贫富,他们所捐赠的一黍一铢,一分一毫,无不凝聚着海外儿女对祖国的赤诚热爱。

 注:

  [1]〔日〕井村燕雄:《华侨寄款与祖国经济关系》,《南洋研究》第十卷,第一号。

  [2]《中俊两国侨民献金比较组测》,《华侨动员》第十八期。

  [3]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《华侨革命史》下册第705-706.

  [4]《华侨志一一缅甸》第270,合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,19679月版。

  [5]《潜外月刊》第三期。

  [6]《南洋惜报》第一卷第四期。

  [7]见前《华侨革命史》下册660.

  [8]刘伯骥著《美国华侨史》续编第581,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,198111月初版。

  [9]张楚琨《陈嘉庚与<南侨日报>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78辑第25.

  [10]《华侨先锋》第二卷第二十期。

  [11]龙大钧:《三年来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》,《华侨先锋》第二卷第一期。

  [12]陈嘉庚先生纪念册》第80,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出版,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辑.

  [13]见沈云龙主编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《星州十年(社会)》第992页;《新华日报》1941227

  [14]《新华日报》1938515

  [15]《新华日报》,1942110.

  [16]《华侨先锋》第五卷第十期。

  [17]《新中华报》1939530.

  [18]《华侨先锋》第四卷第四期。

  [19]《现代华侨,第一卷创刊号。

  [20]《煮饭佣妇献金生活虽辛劳犹知爱祖国》,《现代华侨》第一卷第三期。

  [21]《新华日报》1941911

  [22]《华侨动员》第十九期。

  [23]《六对新夫妇献金逾三万》,《永春日报》1940514.

  [24]《爱国侨胞黄俊卿临终遗嘱献万元给祖国》,《新华日报》1940316

  [25]《新华日报》19401030

  [26]《新中华报》19391020.

  [27]《侨领李国钦捐款五十万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11029.

  [28]《旧金山华侨爱国情殷将春节案费捐助抗战》,《大公报》汉口版193821

  [29]《星州侨胞七七热烈宣替献金》,《华侨先锋》第三卷第三期。

  [30]《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郑潮炯鬻子义卖救国》,《美国三民晨报》1941229日。另见《华侨志—北婆罗洲、婆罗乃、沙劳越》第140,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,19634月。

  [31]黄誉顽:《华侨对祖国的贡献》第197,棠棣社出版,1940.

  [32]《槟城中华学校学生焚债》,《现代华侨,第二卷第四期。

  [33]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晚版,1940)27日。

  [34]林开臻:《诗巫华侨三年来救国史实》(续),《现代华侨》第二卷第六、七、八期合刊。

  [35]根据林金枝:《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》第31页统计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38月第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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